抗战时期中共率先提出“保卫大武汉”

　1938年6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社论《保卫大武汉》

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社论（节选）

坐落在民意一路大陆里社区里的新华日报社旧址

　　1938年6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发动安庆战役，拉开进攻武汉的序幕。

　　危急关头，6月1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社论《保卫大武汉》，提出“保卫大武汉”口号，强调保卫大武汉对整个抗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号召全民动员保卫武汉。

　　之后的6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也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两党抗战共识。

　　11日，省党史专家胡传章向记者披露了他多年研究的发现：“保卫大武汉”战略思想最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对武汉抗战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不是死守武汉是要野外消灭敌人

　　中共中央长江局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设在武汉的办事机关，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对外称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新华日报》属长江局领导，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报址设在汉口大陆里。此时，南京已陷落，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

　　《新华日报》刊登1700余字的《保卫大武汉》社论，主要阐述了保卫武汉并不是死守武汉，而是于野外消灭敌人；对日作战要实施正面阵地战、侧面和背面运动战、远后方游击战相结合；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抗战等。

　　“保卫大武汉”的主旨是要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通过保卫大武汉使全国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战，改变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局面，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胡传章说，作为战略口号，“保卫大武汉”的提出和传播不仅极大鼓舞和动员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极大支持了国民党军队保卫大武汉正面战场的抗战，对全国抗战及武汉保卫战的部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的战略思想对中国抗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换也具有重要意义。

　　“保卫武汉”战略思想1937年底已形成

　　“其实，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思想中共早在1937年底就已经形成，最开始的提法是‘保卫武汉’，那个‘大’字是长江局加上的。”

　　胡传章向记者披露了他从中央档案馆发现的两份电报。这两份电报都在1937年12月30日发出，一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和向国民党提议之军事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等电”，另一份为“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至陈绍禹、周恩来等电”。陈绍禹即王明，时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主要负责统战和军事工作。

　　在前一封电报中，中共中央对日军南下进攻武汉的途径进行了预判，向国民党提出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建议。后一封电报则明确提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在长江两岸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六个辅助军区，及在敌远后实施战略钳制的建议，并请长江局研究后向蒋介石提议。

　　蒋介石吸纳中共军事建议

　　胡传章介绍，1938年1月3日，周恩来、叶剑英专程到武汉大学半山庐蒋介石下榻住所，向蒋面呈了中共中央及长江局研究后的军事建议。

　　中共中央及长江局的军事建议认为，根据保卫南京和保卫太原的经验和教训，欲保卫武汉，必须先从远后方去牵制和打击敌人，从野战中去消灭敌人，这才能争取时间，加强起大武汉的防卫力量，建立起新的军备，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

　　1938年1月8日，蒋介石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保卫武汉的战略部署。此次部署更改了以往“消极防御”的策略，改为积极防御，以攻为守。胡传章说，国民党军队的一系列战略调整表明，蒋介石充分吸纳了中共中央的军事建议，包括长江两岸战区的设置与调整。

　　《新华日报》成宣传“保卫大武汉”主阵地

　　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创刊第3天即发表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提出“必须迅速地进行直接保卫大武汉的工作”，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大武汉的抗敌军事主张和动员全民抗战的思想。

　　“这是整个抗战期间，首次公开提出‘保卫大武汉’”。胡传章认为，6月12日的社论使“保卫大武汉”的军事策略和动员全民抗战的思想更加系统和完善，传播和影响力更大，“保卫大武汉”的吼声由此在抗战烽火中，响彻大江南北。

　　据统计，继刊发《保卫大武汉》社论至当年9月，《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的保卫大武汉的社论、短评等达37篇之多。  

　　假使我们要了解当前作战的形势与抗战的前途，就必须研究蒋委员长最近所说的一段话：

　　“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之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蒋委员6月10日发表谈话。

　　是的，自徐州放弃以后，中外人士，对目前的战局，对我军新的机动有着不少的怀疑和杞忧。

　　基于上述的情况和要求，把武汉作为巩固的后方，给前方作战以有力的保障，提出并强调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在目前紧急的时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过，所谓保卫大武汉，不是把武汉当作一个孤城来死守，武汉的存亡是决定于前面野战军的胜败，只有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而武汉才能保持，也只有使武汉成为真正的军事后方，把一切与军事无关的机关迅速迁移，将所有不能参加兵役自卫参战等组织的人员，迅速疏散，所有不能让敌人轰炸破坏的物资，迅速搬迁或保藏，严肃的把武汉武装起来，给前线以众多的人力，给前线以便利的运输，给前方军队以旺盛士气，给敌人后方的我军以积极的领导，同时还要给游击队以基干的部队，给游击队以坚强的领导干部，给游击队以充裕的经费，然后我们的前线可以得到武汉的支援，安心作战，敌人后方的游击运动，可以得到武汉的领导而猛烈发展。着重指出绝没有前方野战军失败了而武汉不受影响的，同时武汉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一切麻痹慌乱急躁都无补于战局的。

　　我们没有一瞬间使自己工作懈怠，我们必须为尔后作战而编组军队，结束一个会战，而准备第二次的会战，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任务。

　　的确，保卫大武汉的任务，便是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整个任务之一，武汉的命运，密切地联系着前线的战斗，因此，对于保卫大武汉的问题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热烈地动员武汉三镇的青年壮丁，积极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着保卫大武汉而参加前线作战，充实我们的野战军。

　　（二）所有愿意参加敌人后方活动的青年战士迅速组织起来，在政府领导和资助下，英勇地到敌人后方去工作，特别是留居在武汉的难民中的热血青年。

　　（三）武汉及其附近的劳动者，只要他能够出力，就应参加兵役和参战的动员，帮助进行军事运输及构筑工事等工作，把通敌方要路上的集团工事加紧完成和巩固。

　　（四）为着帮助政府巩固武汉，就应该在政府领导下，组织自卫的武装，维持武汉的秩序。

　　（五）给前线以丰富的补给，便是争取胜利及重要的保证，因此，要有物资的动员，要有高度的生产，同时也要有计划地进行物资的疏散。

　　（六）提高前线作战的勇气，巩固守备部队顽强据守的决心，固然是靠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手段，特别是妇孺殷勤的劝勉，长老谆谆的致词，都能发生强烈的兴奋和感动的。

　　毛泽东盛赞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汉口民主一街与民意一路交会处，有一条叫大陆里的老里份。这里至今保留着两栋两层楼的灰色里弄式民房。两栋老房子并排而立，每栋房子有三个门栋，门牌号为大陆里4—9号。此处即为77年前新华日报社址所在地。

　　近日，记者踏访大陆里。

　　大陆里4号门前墙上嵌有一新一旧两块铭牌。旧牌上用繁写体刻有“新华日报社旧址”、“一九三八年”等字样。旧牌显示，此处由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4月7日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新牌上则简短记录了新华日报社在汉的地址变迁：抗战初期位于汉口府西路149号（即大陆里4—9号），后因报纸业务扩展，于同年（1938年）8月迁至府东五路（今前进五路），随着战局日益紧迫，1938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从武汉撤离至重庆。

　　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武汉革命胜迹》记载，1937年10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交涉，争取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并在南京筹备出版。因国民党百般阻挠，加上日寇猖狂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新华日报》从1937年11月下旬起，向武汉撤退。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汉口大陆里创刊。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曾多次踏访旧址的市政府参事陈勇介绍，当时报社租用的这两栋民房为房商所建，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宿合均集中于此。该报在武汉期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

　　《新华日报》为对开四版日报，在汉口出版虽然只有10个月，但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经常刊发党主要领导同志及高级指挥员的文章、讲演、与记者的谈话等，阐明党对重大事件的立场、态度，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战绩，并大力宣传全民抗战及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了全民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信心。

　　党史专家胡传章说，《新华日报》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对其在武汉的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盛赞“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记者寻访了解到，新华日报社位于今前进五路的旧址原建筑已拆毁。

　　《保卫大武汉》极可能为周恩来撰写

　　1938年6月12日《新华日报》刊发的社论《保卫大武汉》出自谁之手？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果。胡传章说，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判断，最有可能为周恩来撰写。

　　当时担任长江局领导职务的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及社长潘梓年等都为《新华日报》写过社论。

　　胡传章认为，王明不可能是这篇社论的作者。当时，作为长江局“一把手”的王明，其抗战军事思想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军事思想并不一致，他轻视人民武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主张“死守武汉”。这也是他坚决抵制中央让《新华日报》刊发毛泽东《论持久战》全文的原因。

　　胡传章说，从《保卫大武汉》一文行文的口气、风格来看，极像周恩来的手笔。更重要的是，社论里所体现的军事战略思想，与中共中央一致，而且更丰富。

　　胡传章研究发现，这些战略思想，周恩来早在1937年8月在参加国民党国防会议时，就曾发言进行过阐述。他介绍，周恩来为了向国民党高级将领传输中共及自己的军事策略，在白崇禧赴台儿庄战场前，专门带领叶剑英从汉口到武昌拜会白崇禧。此外，周恩来还专门派张爱萍去徐州面见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李宗仁，陈述中共的军事思想和策略。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了周恩来一年前在国民党国防会议上的讲话，及6月12日《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一文的军事策略和思想。

　　胡传章由此推断，《保卫大武汉》社论出自周恩来之手的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