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笔题写农讲所匾额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全国闻名的红色文化景点。走进农讲所大门，一抬头就能看到正门匾额上“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字样，字体清劲有力，端庄沉稳。

　　这行字是谁写的？答案在农讲所纪念馆的筹备档案资料中可以查到。据记载，1958年，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对旧址进行修缮整理，按当年原貌作复原陈列，并筹建纪念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匾额悬挂于大门上。

 

由周恩来亲笔题写“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匾额。记者苗剑 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同年年底，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期间，周恩来战斗在统战工作一线，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领导出版《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册出版、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由于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月份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

　　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保卫大武汉》。6月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这份《意见》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做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武汉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孩子们参观农讲所。记者苗剑 摄

　　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不仅使文艺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了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武汉开展海外统战工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

　　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恩来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白求恩会见，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听到白求恩急于“上前线”的要求后，周恩来立即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做出安排。白求恩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延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

　　此后，医疗队在各地坚持为伤员治疗。1939年1月22日，医疗队前往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在武汉大学三次演讲

　　今年4月28日，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再次修缮完毕，正式对外开放。故居位于珞珈山南麓。1938年5月至8月，周恩来夫妇从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搬到此处居住。

　　应武大师生的邀请，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学校樱园学生饭厅二楼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进行演讲。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介绍，演讲中，周恩来提出青年人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还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重任。他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区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从事救亡运动。

　　武汉会战处于关键时期，为鼓舞斗志，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大工学院前的大操场上进行演讲。由于要讲的内容太多，连续讲了两个晚上。

　　1938年秋，周恩来又在樱园学生饭厅二楼第三次演讲。“通过他的演讲，要求去抗日的学生越来越多。”涂上飙说，受周恩来演讲的影响，有一批学生纷纷去往抗日前线，后来都成为抗日骨干分子。

　　武汉沦陷前夜通宵酝酿社论

　　周恩来自1937年12月从延安来到武汉，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最后一批撤离，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一时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影响深远的。

　　无论环境多么复杂、斗争多么险恶，周恩来始终泰然自若、沉着应付，以他机敏的决策、深邃的智慧、豁达的风度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朽功绩。

　　周恩来是身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多重身份来到武汉的。那时，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形成时，党内外关系极端复杂，抗战形势极其紧张，因此工作也格外繁忙。

　　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白天在武昌的政治部办公主持部务，宣传抗战主张；晚上才过江回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党内工作，经常在半夜召开中共内部的会议，直到凌晨才结束。

　　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一晚，周恩来房间的灯光一夜未曾熄灭，他在酝酿一篇社论。在10月25日社论《告别武汉父老》中，他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武汉晚报 文/记者张珺 通讯员刘翔 图/记者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