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汉口|民族路名号“陈天保”

　　从清乾隆元年开始，汉口沿汉江修筑码头，沈家庙码头成为其中著名的药材码头。来自河南、江西等地的大量中药材在此起坡，并由此在沈家庙河街和沈家庙正街一带形成中药材大市场。据1926年刊印的《汉口商业一览》记载，有大昌、天祥和杨万盛等共计62家药材行汇聚于此。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淦川来到汉口，颇具经营头脑的他找到沈家庙河街药材行，以打工形式考察。1922年，时年28岁的陈淦川觉得时机成熟，便在汉口沈家庙河街租了一门面，取名“淦记”，做起药材生意。不久，将店号更名“复昌祥参燕药材号”。

　　资料表明，当年武汉中药材行业中，分为行、号、店3类：所谓行，即代客买卖药材，从中赚取佣金，一般无自有资金。有的行，只代客卖货，称作山货药材行，土垱街（今统一街土垱巷一带）居多。中药材行，以“荣昌”“正昌”信誉较好，其散布于沈家庙河街里巷和三皇殿一带。所谓号，即药材号，本身有资金经营，可出庄采购地道药材，南货北运，北货南调，起到沟通渠道、调剂市场的作用。其中范围较大的有川帮“何德记”，陕帮“协盛全”、赣帮“永康”等。资本较为充裕的经营出口，远及港澳等地。所谓店，即专门经营生药材的批发店，趸货拆零，通过整理，区别等级而后销售。资金大小不一，独资多，合伙少。其中如本帮“张万顺”“永泰祥”“复昌祥”等，属于大型。次如“德顺恒”“钱永兴”“钱大有”等属于中型。

　　复昌祥的经营初见起色，陈淦川即筹措1000元大洋，买下位于长胜街（今民族路）的“天葆堂”药铺，改名“陈天保”，这便是“陈天保”店号的来历。

　　复昌祥赚取的第一桶金，颇具故事性：1924年，江西都昌药商运来一批蔓京子、菌陈等中药材到汉，一时难以脱手，便要求在复昌祥寄售。陈淦川收下了这批药材，第二年，恰遇武汉疾病流行，这批药材转瞬成了畅销货。

　　于是，陈索性将“复昌祥”改为药材行，专门代客买卖，经营批发，雇工30余人，生意在沈家庙河街一带做得颇有名气。“陈天保”则作为药店，专门出售自己所聘药工精心炮制的膏、丹、丸、散，店员多达40余人。并在民族路设立分号。

　　据了解，1908年后，武汉三镇大、中、小药店多数无坐堂医生，只有知名药店叶开泰、保滋堂和万鹤龄等20余家中药店设有坐堂医生。至民国时期，三镇知名的坐堂医生当推陈天保药店的徐济安、初开堂药店的胡济武、仁寿堂药店的王玉田等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淦川在民族路194号开设陈天保分号。该分号位于孙中山铜像背后，左侧为志诚布店，右邻聚益兴酒铺，地理位置优越，门前人流如织。一经开张，生意奇好。

　　1948年4月，陈淦川聘请的民族路分号经理徐海珊离职。为减轻离职负面影响，陈淦川亲自主持民族路分号店务。他制订了一套严格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使制药、销售、账务和现金管理既运营合理，又具监督机制。柜台销售分头柜、二柜、三柜和帮柜；药工分头刀、二刀、三刀及大办做、二办做等，各司其职，循章而作。在店务管理方面，他对店员一视同仁，不因亲友而徇情。

　　据说，他在炮制室检查药品质量时，发现大黄办制的虎骨酒内有沉淀物，立即将其开除。当时店里售药，钱银入箱。钱箱的入口为凹形，有次店员将钱款扔进箱时，有两枚镍币弹落地上，被店堂清洁工拾去。店员将此事报知陈淦川，陈老板却并未处罚清洁工，而是要求店员当场指出，让其退款。

　　冷面佛心。春日痢疾流行，陈淦川将熬药铁锅置于药店门口，熬好便免费送给患者，由此在武汉市民中树立起了口碑。1934年大旱，家乡农民无米下锅，陈及时运来米、面、蚕豆等粮食30余木船，约100多吨。一部分免费发给本村和附近贫民，一部分则按平价在当地出售。他还捐款为村里修建了一口既大且深的水井，让乡人感恩至今。

　　抗战期间，陈淦川经营有方，不仅没有放弃生意，还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药号四处开花，在武汉商界的影响力逐步提高，1946年6月还当选为汉口市参议员。1953年，“陈天保”药号同其他两家同行大户联合，加入了新成立的武汉健民制药厂。（长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