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迁徙边救治辗转七省和越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点燃中国全民抗战的烽火。当时的同济医院还在上海，名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一批批热血青年纷纷加入战地医院，在炮火硝烟中救死扶伤；在校师生们则加入高校大迁徙的洪流，从上海撤离，辗转浙、赣、湘、粤、桂、越南河内、滇、川，于1940年冬迁至四川省南部李庄镇和宜宾县。一张辗转迁移图，记载了1937年至1945年这批白衣战士们边迁徙边救治的涅槃之路。

　　金士翱，同济医院麻醉专家，91岁；冯克燕，同济医院老年病专家，89岁。他们是武汉医疗界硕果仅存、身体健康的战争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21日在同济医院，这两位老人以清晰的思维、深刻的记忆，向武汉晚报记者呈现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宜宾时期的部分同济医学生合影

　　医疗队刚撤离 驻地就夷为平地

　　“白色的棉被被‘染’成黑色，棉背心上布满的黑色‘粉末’直掉……大片大片的虱子像千军万马一样‘攻占’了病员……”

　　抗战时期，湘鄂桂地区的伤寒、回归热、虐疾等疾病都十分猖狂，有些战地医院收治的伤员半数以上都是感染斑疹伤寒及回归热的伤兵。这些虱子成了“看不见的敌人”，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而一个青年医生的小发明，拯救了无数军民。

　　林竟成193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抗战8年，他率领中国红十字会的一支医疗救护队，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活跃在兵站医院、难民收容所。武汉沦陷后，这支医疗队随军撤离，转战长沙、衡阳、桂林。

　　面对如麻的虱子，林竟成首创了一种酒灶式蒸汽灭虱器。用这种机器，可以快速简便地灭虱。医疗队用这一方法，跑遍湖南40多个县先后为军民灭虱。

　　有一次，林竟成在陆军衡阳医院发现许多伤兵因患腹泻去世。经调查，他发现腹泻的原因竟是营养缺失。而直接原因是医院克扣伤兵伙食费。林竟成要求救护队自己节省部分伙食费，又动员“伤兵之友社”捐资，办起伤兵特别营养厨房，救活了许多士兵。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医护队随195师行动，在岳阳遭日军连续两天炮击，撤离途中常遭敌机轰炸或低空扫射，连敌机驾驶员都清晰可见，炸弹常常就落在距离十几米的地方。有一次，收容救护队刚撤离，驻地就被夷为平地。

　　1955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南迁武汉，林竟成是迁汉后的第一任院长，随后筹建武汉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于1987年在汉去世。

金士翱教授

　　防空洞内学习争相报名上前线

　　“对日本鬼子我们真是恨极了！”冯克燕教授回忆当年往事，仍恨得牙痒痒。上海的路上走路时一定是小心翼翼的，看见日本人一定要鞠躬，否则“鬼子”会用枪来抵着你。

　　她还记得，在南开中学就读时，年纪虽小但对上空丢下的炸弹早已麻木。“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就直不咙咚地看着窗外一个个的炸弹掉下来，老师一吹口哨我们就进防空洞。”冯克燕教授说，在防空洞里大家也不忘学习，坐在一排板凳上，头上挂着一排不亮的小灯，等到“呜”的一声他们再回到教室。

　　金士翱教授回忆，1944年日本军队打到贵阳和昆明时，情势十分危急，“当时说要参军，我接近一半的同学都报名了。”金教授说。

　　德国医生紧相随“赖”着不走

　　“原本医学院有二三十位德国教授，可经历了迁徙后，只有一位德国‘白求恩’一直不肯走。”

　　金教授说，1938年德政府不再提供给这些德国教授额外津贴，变相“逼”着他们离开，可史图博教授就是不肯走，他痛恨战争，和中国人一样“同仇敌忾”。沦陷区一个由德国人主持的医学院让他回去主持生理学馆，还要他把从前德国人赠给同济的生理学仪器带回去。史图博教授回应说：“不能走着去，坐飞机也不是办法，必须坐潜水艇才能带些仪器回去。”

　　借“吃人事件”播下科学种子

　　1940年的四川李庄，迁徙至此的同济医学生们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有天，一名泥瓦匠蹲在当地庙宇的房顶，翻盖房瓦时，猛然低头竟发现不少人围坐在房间里切割尸体。泥瓦匠浑身哆嗦着大喊“吃人了！吃人了！”，然后连滚带爬地跑到街上。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感到惊吓：不少年轻男女去捡拾野外丢弃的病人尸体，去找死人的骨头，甚至像宝贝一样将尸骨抱在怀里带回去。不明就里的当地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骨头的事情要用骨头去解决。”同济师生与同时西迁的中央研究院一起，在李庄的田埂上搞了个医学科普展，把人体内脏、骨骼等一一展示说明。在宜宾，同济师生创办了“医学科学陈列馆”，陈列馆后厅放置人体器官标本、张挂各种医学图片和同医资料陈列馆，供病员和市民参观。一扇带来科学新风的窗户打开，在偏僻的川南古镇播下医学文化的种子。

　　“每逢3天就有一场赶集。”金士翱教授清楚地记得，在李庄每逢3天一次的赶场集市日，同济医院的师生们都会主动到集市闹市区，提着简陋的药箱巡诊为大家免费看病。1945年抗战胜利当天，他们还在《戎州日报》上登载启事，8月11日至13日，为当地居民免费义诊3天，欢庆抗战胜利！

　　解密“麻脚瘟”发展战时医学

冯克燕教授

　　1941年春的一场“解密”，为川南百姓们解除了一个“心病”。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学生们“打牙祭”后，37人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身体软弱无力的症状。在急邀同济大学医学院唐哲、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就诊后，他们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或为钡中毒。

　　一边抢救学生，一边化验，但凡喝汤多者情况越重，顺藤摸瓜后他们发现食盐中含有大量氯化钡。经反复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危害多年并被称为Pa（音）病的这种地方病。

　　时任同济附设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的李化民教授随即发表《痹病》论文，作出科学解释。原来，在川南一带一直流行这种当地人称“麻脚瘟”的痹病。百姓们谈“麻”色变。 同济医生们找到了致病的根本原因，对症施治，不仅挽回了宜宾中学师生及百姓的性命，而且找到了预防“麻脚瘟”的办法。

　　1942年初的宜宾城同一类食物中毒致人死亡事件再次发生，同济的教授们成功敦请四川省政府停止食用五通桥食盐。

　　抗战八年间，产生了众多举世瞩目的医学成果。杜公振教授与助教邓瑞麟的《痹病研究》，获得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杜公振教授还提出《试从自然界寻求有害病菌能力之微生物》、《鸡与人类传染病之关系》两项科研成果。

　　“战争是双刃剑，它让我们的西医学进入历史的转折点，得到迅猛发展。”金教授说。（武汉晚报记者黄金 通讯员蔡敏 邓国欢 田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