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界与辛亥革命

2011-06-02 湖北文史 字号:[][][]  转发


  晚清武汉工商业的发达,在内地首屈一指。1911年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时代和空间环境使得当地的工商界与辛亥革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当年即有英、美、俄、法、德诸国的商人和商船到达汉口。到20世纪初年,汉口租界已麇集20多个国家的商人,他们开办了大小洋行130多家,工厂40多家,银行将近10家。这些外资企业雇佣了约500人左右的买办,如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瑞记洋行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若安利洋行买办蒋佩林,慎昌洋行买办刘少岩,安利英洋行买办宋立峰等。这些买办在获得了较多财富之后,也有一部分人注资承租地方官办企业,或者投资兴办自己的工商业。如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承租了张之洞开办的布纱丝麻四局,阜昌洋行兼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承租了官办的白沙洲造纸厂,买办唐朗山投资兴办兴商砖业厂,买办黄兰生不仅投资于汉口和丰面粉厂,还开办了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合称三怡)。

  最有影响的还是刘歆生,他于1899年担任法国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又兼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买办,用积累的巨资开办了阳新炭山湾煤矿、歆生铁工厂、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普润毛革厂、汇通钱庄、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土产商店、东方转运公司、三镇电话公司、江西铜矿、春和轮船公司等,尤其因在汉口拥有大量土地而被称为“地皮大王”。刘歆生与在汉英法领事、商人联系密切,曾将自己的一部分地皮提供给英租界修建西商跑马场。他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很好。1911年初,刘歆生因地皮投机生意失败,积欠华洋各款500余万两,鄂督瑞澂“用湖北官商名义合借洋例银500万两,订立合同,分20年筹还”。

  20世纪初,武汉的民族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经营面粉、制茶、榨油、制砖、卷烟、火柴、造纸、纺织的小工厂或手工工场有近千家之多,雇佣工人9000余人。较大型的新式工厂亦有三四十家,如武昌竟成电气公司、美仑机制麻袋公司、天盛榨油厂、裕隆面粉公司、耀华玻璃厂、物华烟公司等。新式工厂资本总额近千万元。其中最有影响者是来自浙江的宋炜臣,到清末他在武汉办有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华胜军服厂、扬子机器厂,还在阳新富池口开办铜煤矿。其所办企业共拥有资本近500万元。98宋炜臣由商人出身,但长袖善舞,通过捐纳获得候补道衔和二品顶戴,尤会巴结张之洞,曾在汉口华胜军服厂内设置豪华接待室,专供招待总督张之洞、新军统制张彪、新军协统黎元洪等高级官员之用。宋炜臣与外国势力也有联系,他兴办既济水电公司时,曾向日本东方兴业公司借款150万元,而且附有聘用日本工程师、会计师,向日本购买机器及部件、煤炭等条件。

  在传统的商贸、钱业方面,武汉有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杂货行、纸行等八大商帮,下面又分130多个行业。有钱庄、银号105家,票号33家,当铺近百家。商贸、钱业多达7000余户,但多为中小资本经营。由于汉口商贸繁盛,长期存在着按地域划分组成的会馆和按行业组成的公所,1898年就有各省旅鄂商务团体近200个,但这些都只能看作传统的旧式商业组织。

  中小工商业者普遍感受到王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压迫。清王朝在城乡各地一贯课以苛捐杂税,1901年后因庚子赔款和推行“新政”,更加强了搜刮。“鄂省对中央之解款,亦逐渐增加。赔款岁派120万两,补镑6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99。新增捐税名目繁多,如盐斤加价、田房契税加捐、火车捐、筹防捐、加抽煤油捐、加抽豆饼捐、加抽杂粮牛皮捐、储备捐、两湖赈粜捐、房铺捐、号防团捐、轮渡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即在全国开征的“厘捐”。20世纪初,湖北全省各地设有厘卡数百处,1905年征收厘金200.2万两,1909年上升到285.7万两,几占当年全省财政收入17180310两的12%100。从而土产商品都因加价而滞销,削弱了与汹涌而来的洋货的竞争力。到1910年,汉口50家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经销的商品,80%为“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