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回眸

　　武昌兵变，由于中央集中军权之后，引用士官出身之军官与北洋将领遂分派别，有新旧之分。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澂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澂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曹汝霖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孙中山

　　辛亥革命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但瑞澂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章开沅（历史学家）

　　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早上，湖广总督瑞澂向北京内阁发了一封报捷电文。

　　瑞澂奏称，昨日已缴获武昌革命党人名单，并拿获革命党三十二人，其中杨宏胜、彭楚藩、刘汝夔三人罪恶深重，已经“即行正法”。其余拿获之人，尚在审理之中，“一俟研鞠得实，当分别重轻定罪”。对于胁从者，瑞澂表示要，“准其悔过，予令自新”。瑞澂还顺带表彰了协同办事的几位官员。

　　清廷当日的复电，对瑞澂多有赞赏，称其办事迅速，“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并表彰了与事文武“皆奋勇可嘉”。

　　不过，瑞澂和清廷都错了，这一天，武昌不是平息了党人之乱，而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当日夜，新军起义，武昌一夜间光复。瑞澂弃城溃逃。

　　剿抚无策

　　从这两份往来电报中，显见瑞澂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潮毫无预见。革命党作乱，在清末已属稀松平常。各省督抚，早已见怪不怪。

　　早在1910年瑞澂赴任武昌之后，当地官员就告知新军中革命党人约占1/3之重。一如清廷大多数官员对于革命党的态度一样，对于这份数据，既不能太重视，又不能太漠视。

　　瑞澂当日处理革命党人的一系列做法，其实是息事宁人，防止事态扩大。而着急向朝廷邀功，是把事情盖棺论定，以免引起进一步的风浪。

　　尽管瑞澂希望平息事态，但缴获党人名册一事，却已在军营中传播，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恐慌。逮捕三十二人，诛杀三名革命党人，也证实了谣言的可信度。

　　谣言的扩大化及其所引发的恐慌，是极有可能点燃革命的导火索的。但就单纯的行政角度来说，这一天，瑞澂并非不可为。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破坏了党人预备发动革命的指挥机关，也抓了一些骨干，可如何处置那些分布在军中的众多余党，却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瑞澂的高参们，对于应对此种困难，也存在分歧：师爷张梅生等人提议立即调兵遣将，按名册将乱党一网打尽；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则主张烧了名册，以安军心，使局势和缓下来，徐图后策。可是，瑞澂在这关键的时刻却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了。

　　10月10日，整整一天，无论是剿，还是抚，瑞澂都未采用。唯一的动作，是向北京朝廷报捷，瞒报武昌局势危殆，和稀泥以求太平。当夜，武昌城中的零星的枪声从新军兵营开始传出，由稀渐繁。起义由新军工程兵发动，随后，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纷纷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