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年城管革命让管治变共治

　　“城管革命”三年，武汉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城市治理方式上也有诸多探索。昨日，市城管委联手本报举办的“武汉城管革命与现代城市治理”高峰论坛召开，借脑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网络“大V”、资深媒体人智慧，共同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径，为武汉城管“把脉”。

　　城管逐渐走出“塔西佗”陷阱收获信任

　　城管工作往往直面城市最尖锐矛盾，如拆除违建、管理占道摊贩等，双方经常发生激烈冲突，网络上城管经常遭调侃，“网络污名化”现象十分严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徐双敏举出一例，“网上有个热门游戏叫‘城管来了’，主要讲小贩如何与城管斗智斗勇，下载量已达500万次。”此外，还频现“城管版清明上河图”，本来繁华都市，城管所到之后，一片萧条。

　　武汉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杨学文认为，武汉“城管革命”最大收获，就是城管部门正逐渐走出“塔西佗”陷阱，赢得市民信任，收获自信。

　　何为“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提出一个理论，意思是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徐双敏认为，近两年武汉城管“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柔性执法方式在网上反响很大，这种“亲民”的执法方式让很多人改变了此前对城管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大家看在眼里。

　　人人参与 城管共治

　　会议中，多位专家提到城管工作不仅仅是城管委一个部门的事情，它需要部门间的协调，更需市民的参与和配合，形成共治局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陈鹤说，三年城管革命让“管治”变为“共治”，这是城市治理的精髓和实质。“共治就是要引入协商参与的思路，让大多数居民表明态度，再配以舆论引导，城管执法的难度将大大降低，效果也会更好。”

　　陈鹤说，一定要在全社会建立基础性共识，这样才能共处，最终实现共赢。作为武汉市民，要建立这样的共识：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市民是主体而非客体，民间组织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城管革命是每个人对自己不文明行为的革命，是政府对自身作风的革命，也是城市对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的革命。陈鹤认为，武汉三年城管革命，不仅促进了城管部门的变革，更促进了城市和市民素质的变革，实现了城管与市民共成长，市民与城市共成长。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褚松燕说，国外没有城管部门，美国人有自扫门前雪的习惯，瑞士人则爱管“闲事”，看到有人在街上吃桃子，他们会拿出塑料袋请你把桃核扔进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在日本人人几乎都是城管，东京甚至都没有防盗门的概念。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杨学文表示，如果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每天有10万人在乱扔垃圾，市容市貌简直无法想象，更足以说明人人参与城管的必要性。

　　城管应成为“惠民生”的力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拿自己举例：“早上我提早到了会场，沿着黄浦大街一直走到长江水利委都没有找到过早摊，走了25分钟终于在解放公园3号门才吃上早餐。”叶青坦言，他原本是有意考察武汉早餐店的设置，却发现每条街上的分布还存在问题。同时，一些便民的街边修自行车摊也面临管理问题，城管来时就跑，走了又出来。

　　叶青认为，城管应成为“惠民生”的力量，成为民生城管，不可“一刀切”式的管理，而应更人性化。如广州市就向市民征求意见，在指定临时区域和时间允许小商贩摆摊，让路边摊合法化，以满足民生所需。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褚松燕表示，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比如解决流动摊贩的问题，伦敦的街道就在每天早上6点半到9点之间专门安排水果摊摆摊，分时段治理，既满足市民购物需求，又解决了摊贩的生计问题，这才是可持续的城市。

　　城管革命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大势所趋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目前中国进入由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城管革命是中国城镇化的大势所趋，是城市化进程中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世界城市在这一转型中，如墨西哥、巴西等国的城市溃败现象非常严重。而武汉的城管革命则形成了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实情的管理模式，“武汉模式”值得认真研究并固定下来。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导任剑涛亦认为，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时代，以超大型都市为引擎，带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任剑涛说，中国城市化规模从古至今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唐代长安城仅仅一个东市做生意的人就达30万。但我们也应看到，从古至今，中国的城市一直在拼规模，却没拼管理，这是一个硬伤。整个城市运作呈现城市内部小切块、无序化、低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武汉城管革命是在这一历史契机出现时先行了一步，登上了中国治理的舞台，是以城管革命倒逼城市革命。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都经历了这一革命过程，武汉正在突破瓶颈期。下一阶段，武汉从城管革命进入“后城管革命”，应承接这一伟大使命，倒逼出一个现代城市管理机制。